最近，人们的辞职方式令人瞩目，从低调的辞职到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开辞职。但我最欣赏的辞职案例是人类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伊琳娜·卡拉马诺斯（Irina Karamanos），她选择辞去一份她从未真正渴望的职位：智利第一夫人。
卡拉马诺斯是智利总统加布里埃尔·博里奇的伴侣。今年早些时候，当奥巴马上任时，她勉强接受了第一夫人的角色——“作为女权主义者，这个角色似乎充满矛盾，”她表示——并承诺对这一职位进行改革。
然而，第一夫人的角色几乎无法进行真正的改革。它要么是性别歧视，要么是反民主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
这一角色的职责模糊不清，并非由法律规定，而是由一种可以追溯到多利·麦迪逊（Dolley Madison）的传统所定义，尽管她是第四任总统的妻子，却是第一个真正承担第一夫人职责的人。这些职责基本上就是社会学家所称的“隐形劳动”——维持家庭运转所需的工作，通常不被认可，也总是得不到报酬。通常，这种劳动是由女性承担的。在美国，第一夫人的角色也是如此。
这难道是巧合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
第一夫人的职责通常被称为“礼仪性”，但不要被这个词所迷惑。任何负责过感恩节、孩子生日派对或学校拍照日准备的人都明白，“仪式”意味着你要熬夜到凌晨两点，忙于做饭、清洁、包装和熨烫衣物，脑海中充满待办事项。这并没有听起来那么轻松。《华盛顿邮报》将第一夫人的角色形容为“一份要求高、没有报酬的全职工作”。也许你对此已经心知肚明。
正式的第一夫人至少有一个体面的礼仪头衔来配合她们的职责。她们有一定的权力。例如，在美国，第一夫人会有一位首席花卉设计师和一位白宫社交秘书。（你知道什么是隐形劳动吗？赋权。）
卡拉马诺斯最终决定，为了她和总统未来的伴侣，拒绝这些负担。她在10月宣布，“我们现在所知的第一夫人的制度角色将结束。”
她放弃的职责包括监督儿童乐团、日托网络和科学博物馆。美国的第一夫人们除了主持国事活动、重新装饰椭圆形办公室和打理头发外，还会选择一个“事业”，通常是充满活力的口号：“孩子会做饭”或“让我们去园艺吧！”
南希·里根的禁毒倡议被称为“说不”。米歇尔·奥巴马的儿童健康项目是“让我们动起来！”梅拉尼娅·特朗普的口号是“做最好的”。希拉里·克林顿的建议是——让我查一下——哦，是的：让我们制定一个计划，提供全民医保覆盖，授权给大雇主，为穷人提供补贴。
换句话说，这根本不是一个口号，而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倡议：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。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。即使是我，一个相信美国迫切需要医疗改革的民主党人，一个很高兴有一个聪明的女性知道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女权主义者，认为克林顿被任命为内阁级别的国家医疗改革特别工作组主席，仅仅因为她嫁给了总统，这也显得有些奇怪。
我不怪克林顿想要扩大一个有限的、受限制的角色，我相信她完全有能力。但让第一夫人做一些不那么仪式性的、更重要的工作，问题在于这似乎有点……不民主。选择水晶高脚杯的重担可能不公平地落在了第一夫人的身上，但它不会影响到整个国家。另一方面，国家医疗改革的设计师应该是选举产生的——或者至少是经过寻找、审查和任命的。
当卡拉马诺斯决定将科学博物馆从第一夫人的办公室中分离出来时，她表示这个职位应该由文化部长挑选的人来担任。“总统的伴侣是被选来做伴侣的，”她对博物馆董事会说，“而不是做基金会的总裁。”
通过放弃第一夫人的职责，卡拉马诺斯主张她有权在自己的生活中扮演主角，而不是在伴侣的生活中充当配角。然而，她代表所有未来的智利总统夫人辞职——正式将这一角色从传统职责中分离出来——做了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。她正在争取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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